王濟武：科創走廊——建設“世界領先高地”的新形態打印
發布時間：2023-03-09來源：《啟迪觀察》
作者：王濟武 啟迪控股董事長
當下世界正處于第四次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大時刻，全球創新領域最新的趨勢是集群化、生態化與新型國際化。集群化要求多門類新興產業與人才的集聚效應；生態化強調原創科技的孵化體系與金融體系、產業體系的良性循環；新型國際化側重技術、人才、資本全球比對與全球聯網協作，而不只是點對點的項目合作。
從孵化器、科技園到科技城、高新區，雖然規模不斷擴大，因為點狀空間缺乏線性空間的多樣性、差異性、流動性，多門類新興產業集聚很難滿足，從0到1再到100的孵化鏈與產業鏈很難完整并存，研發經濟、實體經濟、服務經濟無法集群布局。
科創走廊作為一種基于高速公路或鐵路等交通干道展開的新型創新范式，正在成為世界各地區實現跨區域協同創新發展的最重要載體，成為未來打造新興產業集群和創新高地的最重要形態。
本文通過啟迪控股多年實踐的曲折經驗與國外創新高地的成功案例進行全面比對，建議我國在建設“世界領先的創新高地”的過程中，將“科創走廊”作為新型舉國體制發力趕超的第一重點，特別是在多門類實體經濟與研發資源相對豐富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其他規劃城市群的區域，盡快規劃、啟動、建成標志性的創新走廊，此舉必將在科技強國的新時代有力地直接帶動區域升級與經濟增長。
在建設科創走廊過程中，根據集群化、生態化的必然要求，對原有創新高地的建設、招商、運營模式也要同步升級，政府、大學、企業；園區、產業、基金；科技、產業、金融的立體三螺旋式的良性循環是必由之路。針對世界性的創新模式的競爭，既需要廣泛吸收全球各國經驗，更要聚焦教育、科技、人才、創新，通過發揮黨和政府的引領作用，并打破各類創新主體的邊界進行融合，水到渠成地同步為世界貢獻“中國式”的創新模型。
一、什么是科創走廊
(一) 科創走廊的形態
對人類最舒適的是走廊、陽臺、亭榭等半封閉空間，對科技、人才、創新集聚最適宜的也是“走廊”型城市空間，如果金融業適合步行集聚的“CBD”，那么新型創新高地需要“走廊”。科創走廊是以“科技創新”為發展主題，以“走廊”為空間組織方式的創新區域。“走廊”的線性形態更便于分節點布局不同的科技與產業類型，而不用孤立、離散地局限于人工智能園區或生命科技園區之類。“走廊”的線性形態同時具備縱向生態布局延展的優勢，在級差地租嚴重制約原創科技孵化的經濟環境下，為布局研發體系、孵化體系與產業體系（包括中試、樓宇工廠等）的融合生態提供了可能，也為布局青山綠水的錯落環境、差異性的生活居住組團提供了可能性。與開發區形態的高新區模式對比，“走廊”的線性形態既滿足規模與多樣性，又便于快速交通的規劃，為提高人才的集聚、交流協作效率提供了可能。
(二) 科創走廊與科技園區產業集群的區別與聯系
創新高地或創新資源集聚區域一般包括科技園區、產業集群小鎮以及科創走廊等形態。隨著科技創新對多類別科技集成的要求越來越高，孤立的科技園區或者單純的產業集群已經很難取得領先優勢。而科創走廊本質上是一個地域性的、完整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除了能夠有效實現多門類科技與人才的空間聚集，還能通過促進城市間的價值交換，打通城市群之間的創新承接壁壘，從一體化協同上互相彌補創新要素的不足，真正帶動科技園區和產業集群的發展，帶動大區域、多城市高質量發展。
“高科技園區”是目前最常見的創新高地類型，特別是大學科技園。美國稱之為“研究園區”，意大利、法國稱之為“科技城”，英國稱之為“科學技術園區”，韓國稱之為“高科技工業園區”，等等。叫法不完全一致，但含義大致相同。世界科技園與區域發展協會目前注冊會員已經超過350家，其中中國會員數量32家；中國大學科技園聯盟的成員也有160多家（以上兩個組織目前的主要負責人都來自清華科技園）。世界各國的“高科技園區”共同特點是與高校、科研院所等存在緊密的聯系或運行上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將科技成果和產業技術轉移給園區內的生產企業，并促使園區內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或其他組織協作發展。為方便與大學和企業進行對接,在地理位置上，科技園區一般更為接近大學和企業。綜上，科技園區是指：在特定區域內，提供科技創新知識孵化場所，聯絡大學與研究機構，吸引科創企業入駐聚集而成的經濟體。
而一般科創走廊都坐擁多所一流高校與眾多高新技術企業，相比之下，科技園區顯得功能單一，在從知識產出到最終成果產業化過程中主要起到提供創新孵化服務和橋連作用。例如，清華科技園、劍橋科技園都是啟迪控股投資的頂級大學科技園，在完善生態化的過程中，只能依靠本國創新大區或全球創新網絡補充，在新的創新時代領先優勢正在逐步消失。反觀啟迪漕河涇科技園，從誕生之日起就是G60科創走廊的起點園區與“科創樣板間”，只用了短短7年，無論園區規模、單畝稅收、專精特新數量等指標就已經迅速趕上老牌園區。最重要的是，從上海松江、浙江嘉興等近年的GDP、稅收指標快速上升角度對比，啟迪漕河涇科技園與“G60科創走廊”對所在地區的全方位帶動效應，大大超越了清華科技園、劍橋科技園等老牌園區。清華科技園、劍橋科技園畢竟還擁有世界名校的獨家優勢，畢竟目前還是世界級的領先科技園，其他眾多分散布局的各類科技園該向何處去？
“產業集群”出現源于自然資源的遠距離運輸成本以及企業間交易成本,隨后其發展存在一定的自循環反饋,通過企業的聚集形成集群，通過培育集群來吸引企業的聚集，即在某一區域內企業聚集越多，集群所需或提供生產要素的相關企業也會聚集于此。波特對產業集群的定義為：地理上相近的企業和機構，由于共性和互補性而聚集在一起。在德國、美國有許多大企業選擇“小鎮”安家并就近組織產業鏈，如蘋果公司就是典型。產業集群體現了科創走廊的部分特征，即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性,知識流動交互為內在聯系方式。但與科創走廊最大的差異在于，產業集群更加強調區域中企業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我國大量建設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本質上還是“產業集群”，只不過因為基礎設施集約化的原因一般從老城區外延拓展，所以最終都形成了新城。在亞洲，以新加坡花莎尼集團、騰飛集團為早期代表甚至將“產業集群”作為遞進式開發房地產的工具。由此可見，單純的建設產業集群在亞洲似乎最終都避免不了走向房地產增值的商業模式。而強化多城市區域產業鏈聯動發展的科創走廊，更加有助于共同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
二、科創走廊具有突出的創新優勢
“走廊”在世界新興產業發展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在人類第一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時代，西周通過沿著江河、山脈線狀布局新興農業“國”的方式，完成了天下一統與中華農業文明的奠基。在西方工業文明趕超東方的背景下，14世紀初意大利“佛羅倫薩—熱那亞—威尼斯”創新區域成為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和工業革命的萌芽地。20世紀美國加州101公路科創走廊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大學等眾多知名大學為依托，以及一批美國國家實驗室為主的研發機構集聚的全球著名科創中心，這一優勢一直保持到21世紀。當前，世界領先創新高地的競爭，科創走廊仍然是最重要的賽道和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最有力引擎。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歷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表明，創新的空間集聚現象依然明顯。全球創新活動集中在一些科學技術集群層面，尤其是東京—橫濱、圣何塞—舊金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等創新走廊一直是表現最好的創新區域。為何全球絕大部分的科技創新出自少數幾個科創走廊和創新集群而不是遍地開花？除了自然稟賦、歷史條件、人力資本積累、當地市場需求等重要影響因素外，充分利用知識外部性、集聚經濟效應和創新協同效應是科創走廊的內在優勢。同時，優良的空間承載能力和優美宜居的自然環境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外在優勢。
(一) 大學科研機構支撐的原始創新能力
“產學研”結合是國際典型的科創標準模式，而且已經完全發展成熟。當下的最新趨勢是大學的學科集成以及新型研發機構的崛起，而“走廊”仍然是大學的學科集成以及新型研發機構最適宜的空間環境。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軍。國際典型科創走廊大都集聚了一批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成為科創走廊基礎研究和研發創造的重要來源。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識生產，形成了強大的原始創新能力。例如，美國加州101公路科創走廊以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大學等眾多知名大學以及一批美國國家實驗室為依托；日本“東京—橫濱—筑波”科創走廊則依賴于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世界級頂尖大學，以及日本國立材料科學研究所、日本國家高能物理研究所等世界頂級研究實驗室，這些研發機構對日本原創性研究成果產出做出了重要貢獻。科創走廊開放程度高、信息通訊發達、人員流動頻繁，來自不同地方的思想相互碰撞，因此成為創新人才培養的搖籃，也是人才創新創業的高地。
(二) 領軍企業引領打造的科技產業集群
行業領軍企業作為產業鏈的頭部企業，擁有資源、管理、技術等優勢，具備較強的產業鏈整合能力，在科創走廊的創新活動中處于主導地位。清華科技園“大手拉小手”計劃已經持續多年，其中一個成功標志就是著名的“清華企業家俱樂部（TEEC）”，雖然創始于硅谷，但今日500多會員一大半都與啟迪孵化體系相關。硅谷、劍橋的孵化趨勢是大企業出于自身升級的背后戰略考量，紛紛直接投資孵化器、加速器，或者在知名科技園派駐“獵頭”。霍尼韋爾便是最早與啟迪在G60科創走廊合辦了多期“加速器”的500強，華為也是目前唯一與啟迪劍橋科技園合作的國內500強。著名的AlphaGo原創于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計算機系，在劍橋科技園孵化，被谷歌發現收購。與其對外宣傳有偏差的是，美國很多州的孵化器都是本地政府、本地最大企業與本地最好大學三方合建。“創新”的“創”就是要割掉舊肉，才能長出新肉，創新本身意味著風險與不確定性，很難吻合“管理”的標準，因此迭代式創新反倒是前代領先大企業的先天劣勢。國外500強為了避免被創新淘汰的命運，理性的選擇是自身資本化，同時參與孵化領域的育苗、拔苗，我國大企業界甚至創新界對此尚未形成普遍意識與行動。
沒有全球領先的知名企業，沒有以大帶小的產業集群，就不存在世界領先的創新高地。我國在創新高地建設過程中本身還要補上培育領先企業這一課，更加時不我待，更需積極有為。
對比世界知名創新走廊在發展過程中均涌現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企業，形成以某一或若干領軍企業為代表的產業生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特色產業集群，成功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產業高地，從而不斷提升全球影響力。例如，美國加州101公路科創走廊以谷歌、蘋果、因特爾等領軍企業為代表的互聯網科技巨頭一直是全球信息技術創新發展潮流的領跑者；以IT、生物制藥以及軟件設計等產業見長的英國M4科創走廊離不開Transferwise、Shazam、Wonga等領軍企業的帶動作用；而東京—橫濱—筑波創新走廊則集聚了佳能、三菱、豐田、索尼、東芝和富士通等世界著名大企業，是世界500強企業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區，支撐起日本“東京—橫濱—筑波”科創走廊在世界精密儀器和裝備制造業引領地位。韓國京畿道創新帶的企業數超過81萬家，位居韓國第二，其中包括三星、LG、SK集團、韓華等在各領域達到國際水準的技術革新先導代表性企業。科創走廊中的領軍企業憑借自身資金雄厚、技術領先和中間品需求的優勢，通過開放共享技術服務平臺、搭建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創新聯合體等方式帶動區域內產業鏈上下游中小企業創新，并為中小企業的新產品、新技術開拓應用場景，從而推動形成大中小企業融通的良性產業生態。
(三) 創新要素高度聚合的創新生態系統
科創走廊從科學知識源頭開始，就包含多個主體，經歷多個環節，最終實現產業化，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通俗的說法是“從0到1再到10與100”，準確的定義是從創新鏈到產業鏈。“從0到1”即原創科技與原創團隊的孵化本身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業之一，即使先進國家如美國、以色列也沒有完全解決。2018年世界創新界發生了兩件“小事”，一是劍橋大學邀請啟迪控股成為劍橋技術轉移公司戰略股東，二是麻省理工專門成立了技術轉化公司“The Engine”(發動機)，這說明最先進的西方大學也還在探索“從0到1”的不足與其他可能性。
根據清華科技園的多年數據，“從0到1”成功的案例，其孵化周期一般在10-15年，多個今日的知名上市公司都經歷過不止一次的“準破產”，好高騖遠、急功近利是不吻合創新規律的。即使“從0到1”艱難取得成功，從創新鏈向產業鏈升級過程中還會遇到大額投資的不足與市場風險的不確定，這一過程因為長周期波動的特征必須依賴于長期金融服務，而這一項也是我國與美國等國家對比的最大差距之一。目前我國孵化鏈向產業鏈升級成功的案例基本只有兩條路，一是地方政府以資本招商，經過幾任政府持續完成；二是一開始就按美國上市之路對接境外資本。顯然，第二條路已經越走越窄。從國家大規模解決產業鏈短板角度，把產業鏈升級完全依賴于少數明星城市（如合肥、深圳）的努力不能構成國家戰略，因此多城市聯動、金融生態先行的科創走廊方式最有可能解決從創新鏈向產業鏈升級的重大課題。
“創新聯合體”需要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協同創新主體共同參與，也需要合適的空間形式體現，以便于發揮各自優勢，并將知識生產、科學研究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分工明確的區域協同創新體系，且這種體系帶有明顯的高端要素聚集性和生態融性，實現走廊內資源要素的良性循環發展。例如，硅谷作為較為突出的產學研合作的典型模式，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科技創新機制。Etzkowitz的研究發現斯坦福工業園區首先形成地理聚集型產業基地，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作為穩定的創新源補充，基于大學的科技成果進行研發和試驗，促進研究成果轉化和落地并獲取市場競爭優勢，而政府則保證城市之間的正常制度支持與資源協調，確保創新要素的最大限度流通。這種多方主體協同創新的形式實現了整個硅谷的創新生態穩定，并形成高效運轉的內循環創新機制。
金融服務是科創走廊必備的基礎設施，金融創新也必須是我國建設創新高地的創新要素。健全高效的創新創業服務體系主要包括金融服務體系和專業服務體系兩類。科技創新的“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特征決定了其巨大的融資需求和風險分散需求，而科技產權難以衡量、而且必須與人才團隊合一的特點，對傳統金融業掌握科技創新規律都是重大考驗。從國外案例對比看，現有科創走廊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擁有多層次、寬領域的債權融資體系和風險投資體系。其中，以銀行、證券和保險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發揮著金融市場資金融通的作用，為創新產業鏈提供融資支撐；以天使投資、創業投資基金為主的風險投資，則側重支撐創新的孵化鏈功能。國外目前正出現兩鏈融合的趨勢，比如美國資本重投WeWork孵化器，英國老牌銀行巴克萊直接運營著本土最大的孵化器，而以色列數字產業已經形成大學、軍隊、美國資本融合的成功模型。在布局上，美國波士頓128公路科創走廊、日本“東京—橫濱—筑波”科創走廊和英國M4科創走廊分別緊靠紐約、東京和倫敦三個世界金融中心；而美國加州101公路科創走廊和韓國京畿道科創走廊則擁有發達的風險投資體系。在專業服務體系方面，法律、咨詢、會計、知識產權、人才中介、技術評估和檢驗機構等專業服務在企業創新創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科技創新創業活動正是基于創新資源的有效組合，優秀的中介機構能成為產學研之間溝通的紐帶。從市場占有率和專業服務密集度來看，科創走廊是世界頂級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財務和管理咨詢最重要的業務來源和產業布局地，是其健全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的重要一環。
(四) 便于產業生活配套的空間承載能力
級差地租是各國產業布局與人口聚集不可回避的問題。隨著上世紀以來的經濟虛擬化，金融權證與土地在世界范圍內成為最大的財富載體。在金融力量補充不到位的地區，土地成本快速上升反過來都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災區。科技、人才、創新本來就密集于大都市圈及中心城市，級差地租自然就是創新鏈與產業鏈布局的難題。與建設衛星城或分布式布局產業區、生活區相比，在大都市外圈布局科創走廊并結合規劃升級與土地政策創新，這應該是魚與熊掌兼得的更為可行路徑。
“走廊”是未來新產業的承載地。從國外案例看，科創走廊的打造通常立足于科技產業與先進制造業，以高速公路、鐵路等交通線路作為骨架，串聯起沿線的科技園區，最終逐漸將全線填充起來，從而將都市圈的產業以及發展勢能從中心城市順著走廊擴展出去，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如波士頓都市圈的128公路科技走廊串聯起了沿途的眾多科技園區。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因海淀園受創新空間緊缺、創新成本上漲的影響，一些高新科技企業有向外轉移擴張的趨勢。位于海淀園西北方向的海淀園山后地區以及東北方向的昌平園，憑借優越的生態環境、充裕的土地儲備已經成為中關村核心區創新功能外溢的主要承接區。如果有意識地按照創新走廊的形態進行整體規劃，中關村的北溢區域不僅能改變相對散亂的不足，更有可能為首都經濟再造一個新的東西向增長極。對于相對分散的昌平南口“清華科學城”、昌平“未來科學城”、懷柔“科學城”、首都機場產業區，以至通州副中心，都是一個可行的盤活、打通路徑。
(五) 吸引留住創新人才的優美自然環境
“走廊”也是未來新生活的承載地與新型城市文明的試驗區。走廊沿線隨著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和產業項目的建設帶動，通常也會因為其科技、高校的元素而成為年輕人口的新選擇。東京都市圈的筑波快線沿線是都市圈內人口增長最突出的地區，尤其基于通勤便利、環境優越、教育資源豐富而深得年輕人的青睞。筑波快線的沿線崛起了多個居住新城，年輕家庭人口遷入率很高。
創新人群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科學怪人”，越是城市化的綜合功能，越是優美宜居的生態環境，越能激發他們的創新力。美的環境能喚起人的熱情，美的事物也能給大腦帶來良性刺激，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可以提升自身的創造力。國內外的知名科創走廊大都位于環境優美、生產生活設施配套完善的地區，良好的生態條件和優美的自然環境能為創新創業者提供更為優越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促使其獲得更多的創造性成果，從而更加推動創新主體的集聚。如美國硅谷，英國M4創新走廊，中國的G60科創走廊、廣深港澳創新走廊等。
美國硅谷位于舊金山市東南部，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脈，面對舊金山灣，除了優良的創新環境和創新文化，硅谷良好的自然環境對于吸引并留住人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灣區中心舊金山市三面環水，環境優美，氣候宜人，冬暖夏涼，陽光充足，被譽為“最受美國人喜歡的城市”。硅谷則更是如此，硅谷集中布局教育、醫療、文娛、體育等公共資源，擁有環境優美的紅杉樹國家公園等300多平方公里國家公園，城鎮國際化程度高，人居環境達到國際水準。
英國M4科技走廊則更是依托旅游產業助推科創產業發展。M4公路（1971年貫通）全長308.8公里，沿途既有英格蘭繁榮的都市化，也有威爾士的風光人文，成為體驗英倫風土人情的旅游線路。M4旅游線路劃分為歷史風貌、田園風景、海洋風情三個主題路段，三大主題路段獨特的人文氛圍和旅游魅力，對科技人才形成多樣化吸引力，吸引不同的科技企業擇“人”而居，塑造出三個不同分工的產業聚集區，成就英國最重要的科技創新帶。如今，M4沿線的城市GDP占據全英國40%的份額，這里集聚了全國約四分之一的研發活動，被譽為“英國硅谷”。
(六) 便于發揮政府引領推動作用打造“創新聯合體”
科創走廊的形態、生態、規模都非常適合發揮政府作用與“新型舉國體制”，打造“創新聯合體”。結合我國作為后起者、追趕者的實際，我國政府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用時，完全能做到同步推動政府科技創新治理的創新，特別是在新一代科創走廊的管理模式設計上，更有條件加快政府職能從行政管理向創新服務轉變，充分發揮政府作為政策激勵者及制度保障者的作用。
政府本身也是創新的必不可少的組織者，是“世界領先創新高地”多方面的第一推動者。“政府、大學、企業”是西方世界公認的創新基礎三螺旋。我國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用時，首先務必破除對政府作用的誤解與誤導。事實上，美國政府是推動創新的成功者。1992年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推行“第三條道路”,其中所謂結構性財政政策，就是有選擇的精準地增加投資于新興產業，而不是普遍的擴大財政支出。其實就是科技與新興產業導向的凱恩斯主義。1994年，美國成立了國家科學委員會，總統任主席，其地位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平等，把政府的科技工作職能提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克林頓政府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推出投資+稅收+補貼組合政策：一方面，對老產業升級，克林頓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對技改項目的獎勵，設立專門的投資稅收信貸政策，鼓勵企業購置新科技的機器設備；另一方面，對開創性的技術公司，不僅政府協調大規模民間創投（VC），政府也提供長期信貸稅收基金扶持（相當于世界上第一個中央政府推動“雙創”）。1996年，克林頓政府還開創性地建立了“天使資本電子網”（類似事業單位）。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互聯網產業興起，環保新能源成為新的戰略產業。正因為美國政府積極作為發動了人類第四次產業革命，美國國力再次邁上巔峰。
在西方創新模型中，政府、大學、企業或權力、市場和學術是平行協同的關系，協同方式過于依賴市場的萬能作用，協同螺旋過于平面化，并不能有效適用于立體多樣性社會的結構。市場自由化過度的演變反而是便于巨頭資本壟斷創新資源，反而壓制了小企業與青年人創新。比如，香港政府在上世紀末就發起了“數碼港”“中藥港”項目，結果為何三螺旋成了李嘉誠家族的地產項目？作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最終還是香港政府全資才建成了“香港科技園”。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體現出對自由市場邏輯和資本逐利邏輯的超越，更加明確“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新一代科創走廊可以說是以上指引的實踐案例與具體載體之一，為了實現“中國式”創新的升級突破，“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最高政治保障，也是中國創新模式的獨特優勢。在實踐中，無論行政界、創新界、教育界、學術界、企業界，“新型舉國體制”融合凝聚成為“創新聯合體”的核心還是“人”，是被各自邊界分割又必須充分融合的“人”，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更高級別的推動作用，激發、組織、引領各界別的“人”，細流匯聚形成創新事業的洪流。
三、我國科技創新走廊發展態勢
(一) 科創走廊大動脈格局逐步顯現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未來將發揮重點區域的引領帶動作用，促進區域間有機嵌合，打造科技創新共同體；同時，需要加強區域科技創新合作，強化科技創新能力的一體化建設。《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十四五”先進制造業產業協同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國家級規劃亦提出將科創走廊建設作為區域科技創新引領、區域合作聯動的創新驅動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科創走廊可望成為暢通科技創新內循環的大動脈。
研究顯示，我國整體科創走廊大動脈格局已逐步顯現，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和廣深港澳科創走廊為依托構建東部、南部兩大科創城市群，以北京為策源地，依托京津冀地區，連通雄安新區形成科創新廊帶。三個超大規模的科創中心利用巨大空間載體和三鏈分工協作，引領帶動國內科技創新發展。借助地理優勢，三大科創中心亦通過對接國際科創體系，承擔起配置海內外優質科創資源的功能，實現科創循環并軌閉環。
我國科創一體化發展需要聯動眾多基礎扎實、前景好的區域型科創走廊。例如鄭開科創走廊、光谷科技創新大走廊等正在逐步構成我國科創走廊大動脈之間的銜接節點，諸如湘江西岸科創走廊、甬江科創大走廊等小型科創走廊填補薄弱環節，助力我國科技創新發展的內部微循環，共同構成國內科創走廊動脈的重要部分。
區域上來看，長三角G60科創走廊依托長三角城市群，借助江蘇自貿區各片區、浙江自貿區的商業體系優勢，以上海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深入，延展為上海—合肥科創廊線和上海—金華科創廊線以形成差序產業格局，重點依托G60九城形成長三角創新生態系統。廣深港澳以廣州、深圳為創新策源地，利用中新廣州知識城和南沙科學城的科創軸線，以珠三角為戰略平臺，從東西岸分別構建兩道廊線，形成“廣深港”和“廣珠澳”科創走廊，依托南沙科學城作為科學中心主要承載區，以廣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作為三片區互動基地，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
(二) 科創走廊建設成效日益顯著
隨著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不斷完善，各區域科技創新強度不斷提升，產出成果增長顯著，科創走廊建設成效逐步顯現。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科創走廊建設投入增多，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為例，2018年九城R&D研發投入為1598億元，2019年增至1942億元，同比增長21.53%。在財政收入方面，各科創走廊城市圈財政收入幅度顯著上漲。例如，長三角G60科創走廊九城市的財政收入占全國比重從1/17上升到1/12，GDP總量占比上升了0.42個百分點。
科創效益主要體現在科創合作、成果產出兩方面。從科創合作來看，各廊道下的區域性科創合作性成果產出逐年遞增。以京雄科創走廊為例，2018年地區合作論文數量為2170篇，2020年增至3271篇，漲幅高達52.3%。且區域性科創人才流動速率加快，以我國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為例，各廊道對人才的聚集效應不斷增強，2019年R&D人才增幅比例都在16%以上，基礎研究人員比重提升最大，增幅范圍為20%～30%。從科技創新成果產出來看，國內專利授權量和高新技術產業收入規模都有顯著提高，尤其是北京、廣州和上海等創新強市，由于資源聚集性更為明顯，因此在絕對和相對比較上都體現出較強的收斂性。
四、啟迪控股建設科創走廊實踐探索
從建設清華科技園開始，啟迪控股聚焦科技服務領域，積極參與到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和區域經濟發展中，多年來一直在努力探索創新集群和創新高地本身的創新，在國內外多個科創走廊建設中進行實踐和積累，貢獻啟迪力量。尤其是在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和中關村大街的建設提升過程中啟迪進行了深度的探索和嘗試。
(一) 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的成功案例
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包括上海松江、嘉興、杭州、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9城市，覆蓋面積約7.62萬平方公里，沿線城鎮化水平高、經濟活力足。長三角G60科創走廊自2016年啟動建設以來，始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持新發展理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詞，以市場化、法治化為導向,以“科創+產業”為抓手,以高標準創新能力建設為支撐，促進長三角基層加強合作和跨行政區域協調聯動，著力打造科技創新策源地，著力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著力打造產城融合典范，著力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形成資金共同投入、技術共同轉化、利益共同分享的協同創新共同體，建成科技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產業和城市一體化發展的先行先試走廊。
1.G60科創走廊發展歷程
源起松江。2016年5月24日，在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提出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兩周年之際，松江提出沿G60高速公路40公里松江段兩側布局“一廊九區”，構建“黨建引領、對標一流、雙輪驅動、開放共享”的G60科創走廊，G60科創走廊1.0版——“G60上海松江科創走廊”就此誕生。
聯通嘉杭。2017年7月12日，上海松江與浙江杭州、嘉興簽訂《滬嘉杭G60科創走廊建設戰略合作協議》，2.0版“滬嘉杭G60科創走廊”啟動建設。
九城共建。2018年6月1日，松江以滬蘇湖高鐵建設為契機，深化拓展G60科創走廊從“高速公路時代的2.0版”邁向“高鐵時代的3.0版”，G60科創走廊發展為貫穿滬蘇浙皖三省一市，覆蓋松江、嘉興、杭州、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九城市的“一廊一核九城”總體空間布局。
納入頂層設計。2019年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建立G60科創走廊等一批跨區域合作平臺”“依托交通大通道，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加強合作，持續有序推進G60科創走廊建設，打造科技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產業和城市一體化發展的先行先試走廊”，標志著G60科創走廊從秉持新發展理念的基層生動實踐，上升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平臺。
印發方案。2020年11月3日，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聯合印發《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方案》，明確了“三先走廊”的戰略定位，即“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的先進走廊、科技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的先試走廊、產城融合發展的先行走廊”，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創走廊，成為我國重要創新策源地。
寫入國家“十四五”規劃。2021年3月，G60科創走廊被寫入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要“瞄準國際先進科創能力和產業體系，加快建設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和沿滬寧產業創新帶，提高長三角地區配置全球資源能力和輻射帶動全國發展能力”，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由此迎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
2.啟迪在走廊發展建設中的具體實踐
啟迪基于在長三角區域的創新實踐，以松江園區為主要依托，全程參與了G60科創走廊的誕生發展過程。通過充分發揮自身平臺資源優勢，整合匯聚各類科創要素，不斷提升啟迪松江園區作為G60“科創樣板間”的能級，為服務長三角一體化深入推進，助力長三角G60科創走廊高質量發展貢獻啟迪力量。
1）源起——參與G60科創走廊想法的孕育、策劃、提出與發展
G60科創走廊這個詞，來源于松江區和啟迪控股的共同探討，雙方基于對習近平總書記對上海提出“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要求的研判，對松江G60高速公路沿線的產業帶分布進行梳理，對G60高速路延伸嘉興、杭州等城市的科創資源要素進行統計后互相啟發而提出。啟迪在長三角區域的創新實踐為G60科創走廊的規劃提供了支撐，啟迪各版塊在長三角區域的創新協同為科創走廊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源動力。
2016年5月24日是G60科創走廊誕生的日子，也是松江啟迪科技園一期開園的日期。二者的誕生有著緊密的聯系。2016年9月，松江啟迪科技園承擔建設G60科創走廊規劃展示館。展示館建成后，先后接受了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等領導的視察并獲得了高度評價。
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從1.0版到2.0再到已成為國家戰略的3.0版，啟迪貫穿始終，全程參與，以松江啟迪科技園為代表的覆蓋九城市的創新網絡、垂直孵化體系、科技產業集群相互協同，爭相發力，與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共成長，現已成為長三角G60科創走廊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引擎和“科創樣板間”。
2）協同——打造跨區域平臺，助力G60科創走廊的發展
一是打造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智能制造創新聯合體。2021年5月松江啟迪科技園聯合智慧工廠研究院成立智能制造產業創新平臺，組建由行業領軍企業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參與的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智能制造創新聯合體。創新聯合體現有成員單位27家，包括IBM、霍尼韋爾等14家跨國企業和上市公司。
依托創新聯合體，智慧工廠研究院與IBM建立戰略合作并支持IBM業務拓展，目前已在蘇州市落地“數字化轉型創新中心”，“松江企業數字化轉型創新中心”也在籌備過程中。成員單位中，霍尼韋爾與合肥啟迪、蘇州啟迪洽談合作，工程大機械學院與華虹計通在項目申報開展合作等等。IBM與松江區企業泰威技術達成數字化業務合作，成為“創新聯合體賦能中小企業”的典型案例在《松江報》報道。
創新聯合體初步實現了產學研創新協同的功能，發揮了服務賦能園區及長三角制造業企業的作用。作為面向制造業企業群體的服務平臺，創新聯合體已成為啟迪在長三角產業服務的重要支柱。
二是打造G60科創走廊分析技術產業集群。啟迪控股積極引進和培育行業龍頭企業，孵化培育創新型企業，在企業人才培養、質量管理、產學研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進形成多家行業龍頭引領、創新型企業不斷涌現的產業集群發展態勢，致力于將松江科學儀器產業集群打造成為國內行業內最具影響力的產業集群之一。
產業集群發揮啟迪松江園區現有科學儀器產業服務優勢，引進科學儀器領域企業、培育更多優質企業。重點聚焦職業培訓、質量提升、產學研合作、公共技術平臺、應用基地、產業資源對接及企業產品宣傳等領域，結合啟迪松江園區現有創新服務體系中政策、培訓、融資等服務事項，與專業合作伙伴共同搭建開放式創新服務體系。
① 公共技術平臺方面，目前啟迪松江園區擁有2000多平米公共實驗室及共享研發空間，配備60多臺套儀器設備，建有化學、材料、生物、原型化四個功能實驗室。同時，聯合東華大學檢驗檢測中心、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設備處，三方共建松江區科學儀器共享服務平臺。下一步，將進一步提升科技資源的共享水平，發揮科學儀器的使用效率，為科學儀器領域企業的創新發展和項目孵化服務。
② 產學研合作方面，與清華大學、東華大學、上海理工大學等高校建立產學研合作關系，組織產業集群企業、各高校及權威機構間的考察與交流，引導科研成果市場化。推動與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合作共建“研究生社會實踐基地”的合作，每年組織清華本科生和博士生到產業集群企業實習實踐，以市場驅動科研，形成產學研三方閉環。以科技研發、創新應用、市場反饋為核心驅動引擎，加快推動優質科研成果的轉化。
③ 產業資源對接方面，聚集行業優勢資源，搭建交流互通的平臺，共同推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啟迪松江園區與行業媒體合作，為科學儀器上下游企業提供前沿動態資訊和行業展會信息，開拓品牌宣傳渠道。與中國儀器儀表學會分析儀器分會、上海分析儀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開展合作，促進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交流合作，拓展產業資源。加強行業要素對接，促進企業的業務發展與對外合作。
④ 應用基地建設方面，啟迪松江園區與上海市松江食品藥品檢驗所合作，共建“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國產科學儀器示范應用基地”。針對科學儀器“卡脖子”問題，面向行業定期征集各檢測領域的國產科學儀器設備，上海市松江食品藥品檢驗所將在日常檢驗檢測業務中試用，積極探索建立國產儀器設備“進口替代”驗證評價體系，推動儀器設備質量提升和“進口替代”。
⑤ 職業培訓方面，邀請企業及高校科研人員參與，結合檢驗檢測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及科學儀器示范應用基地，通過舉辦專業技術講座，推進產學研合作；通過檢驗檢測知識培訓，提高集群企業實驗室分析技術水平；通過安全知識培訓，提高集群企業實驗室化學安全、生物安全意識。組織實驗室技能大賽作為成果展示窗口，驗證并提升產業集群企業職工的專業技能和實操能力。推進集群企業形成學習技能、質量優先的良好風氣，不斷鞏固和提高服務水平，積極承擔起行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
⑥ 質量提升方面，依托科學儀器質量基礎設施“一站式”服務試點匯聚行業資源，促進產業集群內外部資源的交流與合作。在圍繞國家科學儀器戰略發展目標的同時，以質量提升為切入點做深做實，以產品研發生產結果為導向，提高國產科學儀器的質量意識與產品穩定性。聯合高校、權威機構，開拓集群企業視野。聚焦企業需求，收集供需雙方資源與需求，分享產品應用情況、改進建議及努力方向，從實際需求出發提升企業質量管理水平。
⑦ 企業宣傳推廣方面，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科學儀器展廳為支撐，展示集群企業創新成果，促進產業鏈間的相互交流與技術溝通，引導社會對科學儀器產業更多的關注和了解。依托行業合作伙伴，組織集群企業參與國內外的行業展會、論壇等活動，提升集群企業產品在業內的影響力。
3）G60科創走廊建設的成效及意義
一是對區域經濟的帶動。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啟動建設以來，顯示度、影響力和競爭力持續躍升。目前已經形成了“百千萬”的科創生態，即科創板上市企業已突破100家，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千億級科技投入，全社會研發年投入超過2500億元；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超過1.1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15％。2018年以來，九城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11.5％上升到15％；高新技術企業數從1.49萬家增長到3.65萬家，省級以上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增長226.4％；“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部分國際科創走廊水平相當。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活躍增長極已經形成。
二是產業集群的打造。以先進制造業為特征的產業集群增長極效應勢頭強勁，科大智能、海爾智谷、騰訊長三角ai計算中心等一大批百億級重大項目和頭部企業落地。目前已建立九城市首批百家龍頭骨干企業培育庫，推動九城市近千家企業納入G60大飛機供應商儲備庫，為大飛機裝機設備領域輸送的合格（潛在）供應商增幅超過30%，促成重點企業與商飛成立聯合攻關團隊、自主研發ARJ21輔助動力裝置，實現原位替換、滿足自主可控。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打破行政區域制約，形成了“1＋7+N”產業聯盟體系，產業聯盟數達到16個，推動形成龍頭帶動、區域配套、集群落地的良好態勢。
三是創新人才的聚集。G60科創走廊建立了“基地+中心+峰會+培訓”融合工作機制，打造產業人才協同中心，出臺九地互認互通人才18條政策，實施“長三角G60科創走廊百萬科創人才引進工程”。數據顯示，長三角G60科創走廊人才集聚態勢日趨明顯，高層次人才隊伍正不斷壯大。截至目前，九城市已集聚各類高層次人才、專業技能人才超1190萬人，國家級人才超1000人，省級以上人才超4200人，院士工作站652個，博士后流動站913個。
(二) 北京中關村大街轉型升級的30年探索
中關村科技園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科學技術創新示范區，贏得了多個重磅級的頭銜，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第一個國家級人才特區”，也是京津石高新技術產業帶的核心園區，被譽為“中國硅谷”。
1.中關村大街改造提升的啟迪探索
1986年是世界科技與新興產業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許多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在此時發生。比如日本廣場協議的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這兩件事之后，日本、香港的虛擬經濟特別是房地產與股市開始高速發展。同期，英國“劍橋現象”、美國的“硅谷熱”方興未艾。同年，我國啟動著名的“863”計劃。之后30年的發展軌跡證明，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特別是對新興產業的重視與投入成為多個國家與地區發展的分道口。
1986年，中關村試驗區的第一任主任胡昭廣帶領的一個工作組向北京市政府和國務院提交了在中關村創建“試驗區”的構想。1988年，國務院批準建立“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簡稱“試驗區”），這是中關村科技園區的雛形。“中關村”從此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地名變成為舉世聞名的創新代名詞。在經歷了早期創業之后，時任的海淀區領導、試驗區主任胡昭廣親自組織中關村的升級規劃與發展戰略。現任啟迪控股董事長王濟武、啟迪集團高級規劃專家林澗兩人剛好同在規劃工作組，1992年他們共同起草了“試驗區中部發展戰略規劃”，獲得了市、區領導的高度認可，這即后來的所謂“五點一線”“節點戰略”：白石橋、雙榆樹、黃莊、上地、永豐。這個最早期的第一版規劃后來成為中關村主園區的基本架構，這一架構實際上就是典型的早期科創走廊。
無論是“劍橋現象”，還是“硅谷熱”，劍橋大學與斯坦福大學都是創新螺旋的核心支撐點。為了完善試驗區的空間布局，推動清華大學產學研一體化，在國務院與北京市支持下，1993年清華大學在南門外創建“清華科技園”，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胡昭廣擔任第一任“清華科技園”建設領導小組組長，以時任清華大學兩辦主任梅萌為代表的一批清華人開啟了中國第一代大學科技園的創建工作。時至1999年，清華科技園的建設發展工作取得了階段性進展，“試驗區”名稱也正式變更為今天為世人所熟知的“中關村科技園區”，同年清華科技園被納入中關村科技園區的總體規劃，予以重點發展支持。
在隨后的時間里，清華科技園同時推進園區建設發展和創新服務體系搭建，積極開展創業企業孵化、創新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等業務，先后被評為首批國家大學科技園、全國唯一A類大學科技園等。2004年，清華科技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也更名為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啟迪控股在清華科技園的基礎上，業務體系逐步升級，開始在更多領域、更多地區探索發展科技創新業務。啟迪與中關村始終血脈相連，共同成長。
隨后的階段，啟迪與中關村開展廣泛合作。例如，清華大學和中關村共同建立的清華留學人員創業園作為清華科技園的“園中園”，由啟迪負責運營管理，吸引了大量的清華校友回國創業。今天在芯片領域的佼佼者——武平創辦的展訊、朱一明創辦的兆易創新都是從這里誕生、成長。在2006年至2011年，啟迪控股與海淀區、中關村的相關機構聯合組建的“海淀資本中心”，在啟迪團隊的運營管理下，在中關村集中打造了兩個創投聚集樓宇——海淀資本中心大廈和海淀PE大廈，推動了海淀區和北京市創業投資機構合伙制制度建設，籌劃并開創性推動了中關村和海淀區在全國率先設立“引導基金”，啟迪中海即為啟迪與中關村、海淀首期引導基金的合作基金,相關合作基金還包括啟迪明德、啟迪匯德等。另外，啟迪還在中關村合作創辦了“中關村股權投資協會”，為海淀區引入和帶動了超過一百家創投機構設立和落地；與海淀區四季青鎮合作玉泉慧谷園區，在當時打造了北京新農村經濟轉型升級的典范，如今已發展成為中關村網絡安全產業高地。啟迪為中關村核心區的建設、為海淀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12年，啟迪進行戰略升級，各項業務步入發展快車道。中關村與啟迪的合作內涵愈加深入、合作領域愈加廣泛，與之對應的范疇重點體現在承擔中關村社會服務職能、攜手推進國際化布局、合作建設升級中關村大街等方面。
2013年，中關村產業技術聯盟聯合會成立大會在清華科技園舉行，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選舉為理事長單位。當時的會議認為，設立聯合會是中關村的一大特色，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是唯一的，這既是國家科技創新總體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由中關村的創新聚集特點決定的。多年來，聯合會在促進聯盟間協同創新，技術、產業交叉集成中發揮出積極作用。
2015年，中關村核心區科技服務業發展促進會在清華科技園發起成立，依然由啟迪擔任理事長單位，這個組織旨在聚集各方資源，形成合力，為企業和機構之間搭建橋梁和紐帶，同時加強各服務機構之間的業務協同，孕育新業務模式。此外，中關村上市公司協會、中關村數字產城聯盟、中關村天使投資協會等一批中關村的“組織”均有啟迪的深度參與或管理人員兼任主要職務。這都充分體現了中關村對啟迪的信任，啟迪對中關村的擔當。
中關村作為中國科技創新高地，其發展網絡逐步遍及北京各區縣以及全國部分地區，而不論中關村在哪里落地，哪里就能看到啟迪的相伴相隨。新時代的中關村與啟迪，相遇之處即為科創高地。在攜手開展國際化布局方面，中關村與啟迪合作的足跡遍布中國香港、英國劍橋、美國加州以及以色列等地。2015年，海淀區和啟迪共建了“中關村核心區香港國際創新驛站”，創新驛站設立在香港啟迪科技園，旨在促進京港兩地科技創新與金融領域攜手發展；2017年，由啟迪深度參與的加州-北京創新中心啟動儀式在北京市中關村國際創新中心舉行，立足于創新中心，中關村大街聯合啟迪之星、TGN啟迪全球創新網絡等機構聯合發起中美創新服務聯盟，推動中美創新創業的合作和發展；2019年，在啟迪和中關村大街的推動下，海淀區訪問以色列，與赫茲利亞市簽署了友好城市協議，開拓了中以合作的新模式；2020年,基于啟迪全球創新網絡以及所形成的鏈接能力，啟迪受托開展中關村駐英國聯絡處、中關村對俄羅斯合作聯絡處的建設管理工作，積極推進落實現有合作項目，開發和廣泛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引進和對接創新技術及人才，在助力中關村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基于源遠流長的成功合作史，2016年啟迪與中關村聯合啟動了中關村大街的升級工程，期望對早期形態的創新走廊進行硬件與軟件的共同升級，促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服務中心”的建設。
2016年，啟迪作為創始股東，攜手中關村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區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成立北京“中關村大街運營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任務是圍繞中關村大街覆蓋范圍內區域，進行空間優化和產業提升，旨在優化提升創新走廊，力爭將中關村核心區域打造成新一代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服務中心”。中關村大街公司為新一代創新走廊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成立之初就組織開展了中關村大街全球創意設計方案征集及國際競賽，從街區規劃入手為中關村大街整體的空間塑造與業態升級注入科技創新元素，從而推動中關村大街空間改造升級工作。同時為把中關村大街數字化建設作為推動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與首都全國科技創新建設相融合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了中關村大街建筑數字云平臺等等，為區域集聚科技創新資源要素，全面推動中關村產業生態提升。然而從過去7年的工作成效考察，客觀上原中關村大街已經在空間形態上難以突破，未來的升級計劃特別是新一代創新走廊建設尚需重新規劃選址。
2.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嘗試
金融與科技結合是我國與美國對比最大的創新短板之一。啟迪與中關村最早開啟了中國式科技金融的合作探索。雖然曲折多于成績，但是歷史沉淀的探索經驗必將有益地推動新一代科創走廊建設與新型科技金融模式的創新。
1）政企聯合組建海淀資本中心，開創政府“引導基金”模式
2006年，海淀區政府提出了“大力促進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金融市場體系的建設，爭取設立多功能、區域性的產權交易市場，完善多層次、多渠道的創業融資體系”。同年，由海淀區政府、海淀園管委會與啟迪控股共同出資組建了“海淀資本中心”。
海淀資本中心設立之時，中關村已經是中外聞名的創新科技園區，已經有新浪、搜狐等在美國上市的科技公司，微軟、甲骨文等國際科技研發中心在中關村設立。然而大量的創業企業距離資本市場還很遙遠，在創新數量、創新企業體量上與美國硅谷還有著巨大的差距。彼時在中國最著名是美國風險投資基金IDG、日本軟銀等，中國的創業投資基金鳳毛麟角。1998年北京控股、實創集團與美國公司W-HARB合作在中關村發起了第一支中國的“VC”，本文作者當年也參與了部分工作（比美國天使資本興起至少晚了20年）。直到21世紀初，人民幣類型創投基金在國內僅有包括啟迪在內的不到10支進行嘗試。創業板亦尚未出臺。建設創新金融服務體系，成為海淀區作為中關村核心區騰飛的重要戰略目標。
2007年，海淀資本中心調動全球主要的創業投資基金，共同商議如何將創業投資機制落地問題。海淀資本中心參與起草、論證并推動實施了中國第一個政府“引導基金”方案出臺。同時啟迪控股作為中關村和海淀區首批創業引導基金合作伙伴簽約。并在隨后的一年內，落實設立了首個引導基金合作子基金——中海啟迪創業投資基金。該基金在隨后幾年內，將啟迪所孵化的多家創業企業成功送上資本市場，塑造了包括中文在線、兆易創新、海蘭信等一批明星科技企業，“啟迪創投”也成為中國最成功的知名創投機構之一。
2008年，海淀資本中心配合新設立的北京市金融局以及籌組設立的海淀區金融局，深度研究中國創業投資的根本性制度建設。經過一年的論證與溝通，第一次將合伙制模式引入創業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從此為中國創業投資行業高速發展帶來了扎實的法律基礎。海淀資本中心同時將深圳證券交易所信息中心引入海淀區落地。在全球金融海嘯的波及下，海淀資本中心向海淀區提議，出臺的支持創業企業金融政策，為中小企業提供了信用貸款新產品、貼息減息等行動措施，當年獲益的中小企業超過300家。2009年，中國資本市場最大的新聞是深圳創業板開市。海淀區樂普醫療、神州泰岳、探路者、立思辰等一批企業成為首批上市的明星企業。
海淀資本中心為海淀區建立了以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落地的政策體系，注冊創業投資基金超過100家，引導基金合作設立10支。創辦中關村金融創新協會以及中關村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協會，成功改造了“海淀科技大廈”為“海淀資本中心大廈”，“海淀soho大廈”為“海淀PE大廈”，形成了上百家銀行和上百家創投共同支撐的聚集形態。加上支撐中關村信用體系建設、新三板建設，創辦首個有影響力的創業路演活動“VSHOW”并延續上百場。多家創業公司成功登錄創業版之后參與創業投資和天使投資反哺中關村創業。
從2006年到2010年，中關村核心區域的創業投資基金注冊從不到3家增加到近200家，年度區域創業投資金額從不到10億元上漲到200多億元。科技上市公司總數從30多家猛增到近100家。創新金融生態成為中關村科技創業成功發展的最重要支撐。
2）為中小科技企業貸款的成功嘗試與科技銀行的構想
從2013年到2015年，啟迪控股在北京市金融局以及與中關村管委會、海淀區的溝通中，多次就設立科技銀行的設想進行了交流。201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推動設立中關村民營銀行”。2015年北京市金融局曾與啟迪控股合作提出“中關村科技銀行”方案，定位為“創新創業者的銀行”，專注服務“三創”（創客、創投、創新型企業），探索應用新興科技、前沿技術賦能業務發展。該計劃雖然沒有成功實行，但是創新生態的需求始終存在，新時代正當其時。
啟迪提出的科技銀行設想，源于對科技行業的多年孵化和創業投資經驗，基于最大創新網絡的孵化規模（也是科技銀行的客戶資源），同時也借助與美國“硅谷銀行”合資建成第一個中美孵化器（INNOSPRING）的關系，對硅谷科技銀行的業務與作用進行了深度的研究。因此啟迪提出的科技銀行，可定義為向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銀行機構，主要服務于創新高地建設，特別是服務于大量的多門類的中小型科技企業。在美國，這類銀行被稱為風險銀行，因為創新型高科技企業往往伴隨高風險，以及科技銀行主要為風險投資及其投資對象——高科技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科技銀行不同于傳統的商業銀行。一是貸款客戶不同；二是貸款依據不同：商業銀行主要依據流動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三性”原則發放貸款，科技銀行則通常借助風險投資，構建風險管理架構。目前模式最成熟的科技銀行還是美國的硅谷銀行，與創業投資機構的股權投資相互匹配，能夠以最大限度為科技創新企業發展提供資金，同時通過與股權投資結構相合作，釋放放款風險。
啟迪為發起設立科技銀行，在2013-2015年期間也進行了適度的放貸業務嘗試，從業務中探索了經驗。啟迪與國開行北京分行、民生銀行北京分行開展合作，開展放款業務。具體模式如下：
啟迪提供一份（1000萬）資金擔保以及信用擔保，銀行提供5億元貸款額度。啟迪選擇科技創新企業客戶，簽署放款協議，銀行進行放款。在實行過程中，啟迪以風險投資選擇企業的標準進行盡調，首批選擇了10家高成長的高科技企業進行合作。放款的同時對科技企業也同步簽署股權反擔保協議。從銀行的角度，向原本無可能取得貸款的高科技企業提供了資金，科技企業在并未實際付出股權或無法提供房產擔保的情況下獲取了資金。其中啟迪所設計的就是類似美國硅谷銀行的科技銀行產品。該項合作前后持續了一年，惠及30多家企業，總放款約3億元。隨著針對民營企業貸款制度的收緊而中止了合作。所有發放企業的貸款在一年內全部按期償還，未發生一起壞賬情況。啟迪在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撐模式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三) 啟迪參與國際創新走廊建設的嘗試
除了G60科創走廊與中關村大街外，啟迪一直在積極參與到國內外科創走廊建設中，進行多種方式及類型的有益探索與嘗試。特別是一帶一路線上，啟迪始終將東盟作為首要合作方向。其中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EC）是啟迪推動中泰科創合作的重點項目。
EEC作為泰國唯一國家級經濟特區，是泰國政府近30年來最重大的投資計劃，也是實施的最大規模、行動最徹底的投資項目，致力于通過先進的技術變革、鼓勵投資促進創新、迎接未來技術、邁向工業4.0以推動泰國經濟轉型。EEC也是時任泰國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頌奇博士（Somkid Jatusripitak）和啟迪控股王濟武董事長進行多次深入交流后形成的戰略性科技創新合作重點項目，啟迪控股承擔了總體規劃與先期啟動工作。啟迪控股在泰國的業務致力于搭建中泰科技交流生態平臺，賦能當地生態系統、促進產業升級和雙邊落地，尤其將EEC作為重點，加大合作力度，憑借啟迪控股在科技園區運營、生態系統打造上的成熟模式和經驗，助力泰國東部經濟走廊創新區的發展。未來將聚焦泰國自動駕駛產業領域，泰國啟迪將與科學服務司（DSS）就電動汽車產業和智能網聯汽車方面展開中泰自動駕駛測試場（CAV）項目合作事項，助力東部經濟走廊創新區完善創新鏈條，深化中泰兩國科創合作。
目前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合作的啟迪偉華科創中心已經有效運營4年，同期啟迪之星孵化器已經分別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落地，正逐步形成區域創新網絡。與東盟網絡配套，啟迪在南寧建設了東盟科技城一期，在中越邊境建立了第一個跨境孵化器，建成了省級跨境電商平臺，并與廣西科技大學聯合創辦了國內第一個本科數字學院，為中國東盟創新合作培養人才。啟迪還在云南騰沖建設了科學家小鎮，作為瀾滄江流域的創新高地進行輻射聯動，2023年初剛剛成功舉辦了第一屆騰沖科學家論壇。
五、啟示與建議
作為科技創新的載體，科創走廊在經濟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也日益成為促進區域創新聯動的重要途徑。我國應加快打造功能互補、要素自由流動的科創走廊，建立和完善跨區域一體化的創新體系，全力推進科創走廊作為世界領先創新高地的建設。
一是以科技集成的“新基建”模式建設新一代科創走廊的物理空間；
二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用推動科創走廊建設；
三是在科創走廊區域直接布局新型大學與新型研發機構；
四是有效組織區域聯合行動。G60科創走廊的成功實踐表明，多城市強化區域產業鏈聯動發展，共同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效果很成功；
五是設立政策性的專業的科技銀行。探索建立科技金融合作示范區，除了以“基金”為主的金融支持，更為重要的是，應在最大規模的債權金融領域探索成立政策性的專業的科技銀行；
六是用創新生態的理念進行規劃升級。創新高地本身的基礎是土地規劃與土地政策的創新，以規劃創新與政策創新帶動存量土地、房屋的金融價值，制造出“創新資本”。其中一個重點是激活集體土地的價值，需要探索集體經濟組織通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自主開發、入股合作、聯營聯建等方式，發展符合區域戰略定位的集體產業，建設集體土地租賃住房項目承載高精尖產業、支持都市型現代農業產業發展等，實現區域高質量發展、村集體獲得穩定收益等“多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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